论“发表英文期刊论文就是失掉文化自信了吗?”

显而易见,对于我们的现有科研评价体系偏重在英文期刊上发表的研究成果,很多人是痛心疾首,深恶痛绝的,斥之为中国科学不能崛起的万恶之源;更有人提出,对英文期刊的过度推崇,是我们文化不自信的表现,会放任西方牢牢把握话语权,好像倘若我们重视中文期刊文章的发表,通过制度和政策的强硬手段,把中文期刊提到到和英文期刊同等重要的地位上,就能够体现我们的文化自信,就能够打破科学领域的西方话语权似的!

说实话,恕我才疏学浅,看不出这跟文化自信和争夺话语权有什么关系,在我幼稚的眼里,这实在就是个简单的科学传播的问题,遵循科学传播的规律。在我们国家的科研水平不断提高,与国际同行进行高水平的交流和合作日益频繁的大环境下和转型期,对于很多以前接触英文刊物不多的科研人员来讲,会感到有点力不从心,于是更会觉得发表在本土期刊上的工作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这可以理解。然而,这些对中国科学家发表英文论文的某些情绪,和这些情绪背后所依托的逻辑和观点,恕我不敢苟同。正是因为有国际间科学交流日益频繁和深入的大环境,这样的情绪和论调才更显的不合时宜,也不合逻辑。

中国科学家的科研成果,不管最后发表在什么样的期刊上,都是中国科学家的成果;即便不发表,关起门来闷声发大财,也还是你的成果,唯一的不同就是这个成果没有与整个科研界分享,使其他人获益而已。美国的科学家把成果发表在英国的杂志Nature上,或者英国的科学家把成果发表到美国的杂志Science上,或者日本、德国、法国或其他非英语国家的科学家把成果发表到英文期刊上,影响到他们的文化自信,影响到他们对自己科研成果的所有权,影响到他们所领先的某个研究领域已有的话语权了吗?我们的邻国日本,那么多诺贝尔奖获得者,其研究成果也大都发表在英文期刊上,影响到他们在各自研究领域的话语权了么?我实在不太明白,为什么单单我们中国科学家把成果发表到英文期刊上,就会影响到我们的文化自信,威胁到我们的话语权?

科学是开放的(当然,涉及国防和军事的研究项目可能除外)。即便申请了专利,专利申请者也只是独享一定时间内对该成果的商业使用权,其专利内容仍然是公开的。比如很多抗肿瘤小分子药物,其化学成分都是公开的,一个普通的化学实验室就能合成出来,但只有专利拥有者才能把它用作商业用途。说到底,科学家为什么要发表自己的研究成果?为了科学共同体内科学家之间的交流,同时方便科学共同体对某项科研成果作出评价。也只有通过活跃的、广泛的交流,思想的碰撞,实现互通有无,同时体现和实现相互竞争,科学发展才会充满活力。而科学交流的方式是可以有很多种的。达尔文、牛顿时代的科学家,他们可能首选通过书信来互相交流各自的研究成果,发表在科学期刊上只是交流的最后一步,更有为了传之后世的意味。而这种单单通过书信往来的交流方式,很显然已经不能满足现代科学共同体的要求,而将自己的研究成果发表在科学期刊上,是现代科学家之间交流的一种主要的形式。

既然相互交流,必然要选一种语言作为媒介,以前是拉丁文(但并非全球性的)。而由于不论是悲壮的、屈辱的,还是光荣的历史原因,英语在全世界的使用越来越广泛;因此,对于科学共同体来讲,最终选择英语作为全世界通用的科学交流语言,是自然而然的,其主要的原因恐怕是为了交流的方便。科学期刊如此,国际性的科学会议亦是如此。或许有人会饱含热泪,悲愤地问:“凭什么?”很遗憾,中文没有成为科学交流的通用语言;不但中文没有,法语,德语,日语,西班牙语也没有,他们也都可以问“凭什么?”我们常说,要“铭记历史,立足现在,开创未来”。铭记历史,吸取经验教训,而非纠结于历史;立足现在,而英语是全世界科学家之间交流的通用语言,恐怕就是我们的“现在”。恐怕只有做到这两点,我们才能轻装奋起,开创未来。就像我们国家的普通话一样,对于一个像我这样自小成长在齐鲁大地,孔孟之乡,满腹经纶的“才子”,在上大学前一直都是操着一口带有纯正乡土气息的家乡话,而上了大学,读了研究生之后,我还是要和其它来自不同地区的同学一样,练就一口并不地道的普通话,而我从不会委屈地问“凭什么?”也不会纠结于为什么我们通用的普通话不是我的家讲话,我只有尽我所能练好普通话,因为我知道,我需要加倍努力练习普通话这个额外的负担虽然能够得到别人的理解,会给我一段适应的时间,但绝不会获得长久的同情。举个不是很恰当的例子,我们不要脆弱到像韩国人一样,整天吵着谁、谁是韩国人,韩国人真伟大,恐怕这不是文化自信的表现,而恰恰反映了一种面对外部竞争的无力感和自卑感。

人当然是要有自信的,一个国家如此,一种文化亦是如此。习大大提出“文化自信”这个概念,是站在国家的层面和高度,呼吁全体中国人要对自己有信心,坚信中国人并不比别人差,只要我们努力,我们做得甚至会比别人更好。而事实上,我们在科学领域的很多方面,确实也已经取得了世界瞩目的成就,其他不足之处也在不断完善和发展。而这些,多多少少都得益于与世界科学界同行的交流与合作。因此,习大大提出的“文化自信”,绝不会是“文化自负“,也绝不是要教我们盲目自信。具体到科学领域的各个方面,当然要“立足现在”,遵循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原则。诸多现在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科学期刊,如《Nature》,它们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其国际影响力也正是通过这100多年的积淀慢慢积累起来的。而在这一个多世纪的时间当中,一方面,有很多曾经颇具影响力的老牌科学期刊,如《Biochemicaland Biophysical Research Communications》,渐渐没落,失去了昔日的辉煌;而另一方面,一些新兴的科学期刊,如《eLife》、《NatureCommunications》等,不断崛起,很快成为科学家国际间交流的重要平台,因为它们找准了自己的特色和优势。然而,不论何种情况,这都是科学共同体当中的每一位科学家共同选择的结果,同时也要遵循出版界的行业发展规律,这恐怕不是任何一个国家的任何一个部门,运用计划经济的思维模式,通过制定某项具体的政策所能决定和左右的。

所以,现在有人提出通过制定政策,强制中国科学家把成果发表到中文期刊,在我们国家不断走向世界,国际影响力不断提高的大背景下,我认为这更加显得非常不合时宜,也没有道理。当然,如很多人所说,我们的科技评价体系,如过度依赖SCI和影响因子,确实存在很多问题,这也是整个科学界或多或少都存在的问题,各国科学家也都在积极寻找更加客观、公正的评价体系。但我们的问题绝不在科学家的成果是发表在中文期刊还是英文期刊,因为本质上科学期刊只是科学家交流的手段和媒介,其背后所传达的科研成果本身才是其内核。如果中国科学家都把重要成果发表到中文期刊,其最终结果恐怕会变成中国科学家内部的自娱自乐,于中国科学的发展,何益?中文期刊,由于语言的障碍,不大可能成为具有直接国际影响力的期刊;最好定位于国内,倘能成为高质量、有影响力的,中国科学家在国内高水平交流的平台,补英文期刊交流之不足,推动中国科学的广泛传播和进步,功莫大焉。只要中国科学家相互之间还有交流的需求和欲望,大众还有学习科学的热情和好奇,就一定会有高质量中文期刊的立足之地,所以也一定会产生服务于中国科学家和大众的优秀中文期刊。我也并不认为存在所谓的一流国际英文科学期刊,对中文科学期刊所形成的强势“围剿”,因为即便没有这些所谓的“围剿”,由于语言的天然障碍,纯粹的中文期刊想要走出国门,形成国际影响力,难!你可曾听说过有几个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日文期刊?(为避免引起某些有情怀的正义之士的误解,我不得不特别提醒:我这里所说的是纯粹的“中文期刊”,而不是“中国人所创办的期刊”,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如我前文所说,中国科学家的科研成果,不管最后发表在什么样的期刊上,都是中国科学家的成果。但不得不承认,中国科学家的科研成果,只有发表到英文期刊这些全世界通用的交流平台上,才能够将成果更及时而广泛地展现给全世界科学界,由于将成果发表在其他语言杂志上而导致长时间不为科学界所知的例子不是没有,“酒香不怕巷子深”这句老话在现代社会的很多时候恐怕已经不适用了。也只有当中国科学家做出实实在在的成果,名字不断出现在那些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科学期刊上时,全世界科学界才会竖起大拇哥,称羡中国科学了不起。说到底,英文只是向全世界推销科研成果的一种媒介和手段,而真正重要的,是它背后所传送的实实在在的科学;也只有扎扎实实的做好科学,拿出实实在在科研成果,才能真正体现中国科学界的“文化自信”,才能在科研的某个领域占据华山之巅,真正拥有话语权!

记得国内求学期间,与同学和老师交流我都用我特有的不地道的普通话,然而逢年过节,一旦汽车驶进家乡地界,我总能够瞬间转换到具有浓厚乡土气息的家乡话,与人无障碍交流;来美多年,工作和外出的交流都用英文,但我的书架和床头总会摆着几本心爱的古典名著,唐诗宋词,闲时翻看吟诵,每每读到妙处,亦会手舞之足蹈之,欣然自得。所以我从来不担心我会因为整天用英文与人交流而丧失了我的文化自信,因为文化深入骨髓;我也从来不会担心因此会使我丧失掉在某个话题上的话语权,因为我的观点虽然用英文说出,也依然是我的观点;而教我担心的,恐怕反倒是由于我自恃身怀五千年的中华文明,而心生自负,不屑与人交流,或自卑英文不好,羞于与人交流,丧失了开阔眼界,学习进步,提高自己的机会。

中华五千年文明,浩浩汤汤,绵延至今,并非一成不变,固步自封。这其中有汉武帝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疆扩土,唯我独尊而至耗尽国力的穷兵黩武,也有盛唐时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不分狄夷,包容开放而使万国来贺的雍容华贵,更有清朝刚愎自负,奴性十足,闭关锁国,不思革新而至任人欺凌的扼腕屈辱。面对这种种不同的中华文明,我们的文化自信,你希望是来自于哪一种呢?

来自李兆栋科学网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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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选才论文导向,需回归实干精神

人才机制改革意见实施以来,选才用才环境得到了进一步优化。旧的人才评价体系迫切需要改革成为了共识,论文、外语、文凭这三座横亘在选才育才之路上的三座大山亟需搬除。特别是选才中的论文导向,单以发表论文论英雄,把人才束缚在纸面功夫上,更是迫切需要被打破以回归实干精神。

写论文,一直是反映自身学习工作科研的重要途径。但人才评价过度注重论文导向,就往往会形成轻实干、重论文的导向,甚至会导致一些职业道德素养不过关的人为了得到更高层次的认可而以各种非正常途径造论文、发论文。种种乱象,根源都在于论文脱离了本来意义,论文导向背离了实干精神。

人才在用不在看,好的人才不在于说得如何天花乱坠,写得如何妙笔生花,而在于在自身专业范围内是否是真正的行家里手。好的论文,也不在于如何绞尽脑汁地写、如何翻新花样缔造,而在于真正写出新导向、反映新问题、总结新经验。一旦论文背离了实干精神,为发表而写,为出名而写,为职称而写,浮躁情绪就会多起来,研究的冷板凳就很难坐得住。

考核评价,毫无疑问是最有力的指挥棒。形成实干导向,就会带动一批实干的人;形成论文导向就会导致人人千方百计发表。好的成果不可能人人都能研究出来,高质量的论文也不会是信手拈来,正路不通走歪路,冒名顶替、造假抄袭、数据编造、花钱上稿等乱象也就纷至而来。如果一篇论文能否发表直接可以在社会评价和科研地位上“兑现”,甚至成为下半生衣食无忧的凭据,有人铤而走险也就可以理解了。

干得好不如写得好,写得好不如发表层次高,这种导向一旦形成,发论文趋之若鹜、论实干都坐不住就几乎是必然。学习研究的目的还是在运用,就像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区别在长期与短期,而绝非纸面与实干。为发表而发表的论文,必然会流于空谈、脱离实际。长此以往,就会导致论文满天飞、专家到处有、有效成果却不多的问题。

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实际上就是一种实事求是精神的回归。选人用人的标准必须紧紧聚焦“才”这个核心,才能确保方向不偏、焦点不散。只有立足实践得出、具有指导意义的论文,才真正具有价值;只有打破条条框框、回归选才本质的评价体系,才能选出真正的人才。

不愿意改变“论文导向”的原因分析

由于科学研究的高度专业性,在项目申请、论文审核以及评奖等活动中,同行评议尤其是“小同行”评审能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也是国际上的通行做法。
“‘论文导向’改起来真难啊!”回顾几年来考核评价体系的改革,某国家级研究所科研处处长王宏宇十分感慨。“抛弃原有的‘论文数数’,设计新的方案就用了半年多时间,真要实施了还要做大量说服、解释工作,嘴皮子都磨破了。”王宏宇回忆,为了避免激发矛盾,所里设计了缓慢过渡方案,头年论文仍是重要指标,第二年开始逐渐淡化;考核结果一开始只公示,等大家适应新评价标准后,再与相关利益挂钩。
“现在我们所评职称、评奖项,都实施分类评价,不会只看论文,成果转化做得好照样能评上副教授!” 王宏宇说。但倚重论文大环境没变,有时还是让他感到无奈。“我们所里一位公认的对产业发展有重大贡献的专家,在参加一项国家级人才评选时,因为没有‘高影响因子论文’,总是落选!”
王宏宇的感慨并非个例,科研评价的“论文导向”为何如此难改?共识难形成,评职称、评人才、报项目涉及多个部门,对论文认知有偏差,难以形成合力。
早在2003年,针对科研评价“唯论文”的弊病,科技部颁布了《关于改进科学技术评价工作的决定》《科学技术评价办法(试行)》等文件,要求按照“目标导向、分类实施、客观公正、注重实效”的要求,针对不同评价对象、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科学技术活动的特点,采用不同的评价方法和指标,正确引导科技工作健康发展。
其后,有关部门也陆续出台了一些文件,提出改革科研评价工作的思路和措施。不过,“论文导向”并没有实质改观,部分领域甚至有强化的态势。一些科研院所做了改革尝试,仅仅在有限的范围内起作用。
大家习惯了以论文来评价衡量,如果没有强有力的推动,思维惯性很难打破。何况,科研评价改革虽有明确的顶层设计,但缺乏实施细则和保障措施,每个单位的落实情况各不相同,推动起来谈何容易。”王宏宇说。
“科研评价涉及多个部门,需要形成共识才能推动改革。”从事科技政策研究的北京理工大学教授刘云认为,不同科研单位或项目分属不同部门管理,比如科技部管理重大科技项目,教育部管理各直属高校,卫计委管理各大医院,需要完成主管部门的评价和考核;其中有关职称、人才的考核评定还涉及人社部与组织部。“如果主管部门不能形成共识,拿不出有效的顶层设计,期望个别单位自下而上的探索来扭转局面几乎不可能。”
刘云表示,改革论文“指挥棒”需要思想观念的转变,正确认识论文与科研的关系。这种转变既包括主管部门,也需要全社会支持。“有人崇拜SCI论文和高被引论文,其实高影响因子期刊论文和高被引论文不等同于高水平论文,真正的高水平论文必须通过高水平小同行(在细分领域与作者研究方向相近)专家才能评判。”
“在国外,临床医生确实会写论文,是在长期临床过程中发现了真问题,愿意与同行分享。论文是科研自然而然的产物,在我国却本末倒置。这种认识不变,唯论文导向就难改。”北京某医院神经外科主治医师杨志峰说。
高等学校不得不看重论文的压力,除来自主管部门外,还有大学排名。某985高校教师张兰兰介绍,“高校能不能进入985、211序列,能不能申请到重点学科,主要看学校有多少高水平论文。社会上的各类高校排名中,论文占比也很重。”
“医院的科研实力排名也和论文挂钩。作为医院的领导,怎能不在乎论文?”杨志峰说。
机制不完善,第三方评价缺失,最具参考价值的同行评议机制还没建立起来。
多位专家向记者表示,权威可靠的第三方评价缺失,同行评议机制没有建立,也是当前“论文导向”难改的重要原因。
“科学研究是非常复杂的活动,显然不能用‘论文’一把尺子来衡量。谁最有资格?当然是研究者所在领域的权威专家,只有他们了解某项研究的价值。同行的评价通常最为客观,也最具参考价值。”刘云说。
由于科学研究的高度专业性,在项目申请、论文审核以及评奖等活动中,同行评议尤其是“小同行”评审能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也是国际上的通行做法。
我国缺乏健全的同行评议机制。在项目审定、评奖等活动中,科研管理部门虽然在形式上依靠专家库,高校科研院所都有学术委员会,可科学共同体不够独立、机制不完善,摆脱不了行政化影响,同行评价作用没有发挥出来。
据了解,在一些科技发达国家,科研人员评职称、争取科研基金,同行评议意见至关重要。张竞是美国东部一所私立研究性大学的助理教授,明年他准备参评终身副教授,他向记者介绍了评审的过程。
“我要准备一份评审材料,包括简历、发表的文章、研究成果、申请基金和获奖情况等。我所在院系里的教授、副教授会进行初审,通过后发给同领域评价,这是第一轮同行评议。第一轮过后我通常会收到4—6封推荐信,院长会将材料发给其他系的两位相关教授,并请他们在全球寻找同行专家评价。两轮同行评价通过后,院长才会将我的材料以及推荐信送到学校的学术委员会,并最终决定我是否有资格。”
张竞介绍,申请科研基金同样依靠同行评议。“每个科研基金都有自己的专家库,专家们会评价申请者的计划报告书。有时候也会出现因专家对项目不理解而遭到拒绝的情况,但多写多申请一般都会有收获。同行评议并不是没有缺陷,但暂时没有比这个更好的方法了。”
借鉴国际经验,近年来我国也积极探索同行评价机制。比如中国科学院就探索了在项目评定(申请、结项等)引入第三方国际小同行机制;国家科技奖评审和一些科研项目评价时,也要求强化小同行专家评审制度。但同行评价意见没法决定研究人员的职称评定等现实问题,也难以触动论文导向机制,同行评议在评价体系中的话语权依旧有限。
采访中也有专家表示,我国是人情社会,讲关系、看面子的情况普遍存在,很多时候“关系”会影响正常的学术评价。同行评议机制如果执行不好,很容易变成“熟人评议”,尤其在一些基层单位更易走形。论文是硬指标,容易量化,受人情因素制约较少,这也是很多单位不愿意改变“论文导向”的原因。据了解,已有不少单位采取了变通的方式,将本单位的评审材料全部匿名交予外单位评审,以期最大限度减少人情、关系对学术评价的影响。
“前导向”设计不足,高校和科研院所定位模糊,科研项目分类界限不清。
有专家认为,我国高校和科研院所定位模糊、科研项目分类界限不清,也是导致评价体系单一的原因,从中折射出我国科技体制改革的较深层次问题。
“有人从事基础研究,有人从事应用转化,还有人做种质资源收集等基础性辅助工作,科研类别不同,本来就需要分类评价。同样是科研院所,国家级、省级以及市级的研究机构,其功能、定位不同,考核、评价也应有不同的标准。”某研究所副所长孟非东说,当前科研院所改制正在推进,也做了一定划分,但相比复杂的现实情况,分类评价体系还远不够完善。
王宏宇认为,除了科研院所的定位模糊外,目前很多科技项目在立项之初就没有清晰的分类设计,导致科研人员的成果大多停在实验室、留在纸面上。“按理说,支撑产业发展的项目,应该把对产业带来的效益以及专利成果当作考核指标;而那些面向基础重大科技前沿的,则主要看高水平论文。现在一开始就没有明确分类,只好以论文来交差。”
受访专家表示,科研项目分类不清,也是导致我国科技与经济结合不紧密,科技成果转化通道不畅的重要原因,而科技经济两张皮的现象又会影响科研项目分类,进而助推“论文导向”。要解决这些问题,需进行科技体制深层次的改革。
孟非东解释,科研活动开展前,根据不同科研院所、科研人员、科研项目的分类设定目标,称为前导向;科研成果完成后的评价则为后导向。我国科研前导向重视不足,缺乏科学设计,导致一开始很多问题就纠缠在一起。
多位采访专家对记者表示,高校的定位和导向不明确也是助长论文盛行的原因。某高校副教授汪海说,“综合型、研究型、技术培训型等不同大学,侧重点应该不一样。研究型大学,当然要用研究成果来定位;但职业学校,用论文来考核就不妥了。据调查,诸多论文造假现象,大多出自这些学校,他们没有条件也不需要去做高水平科研。如果开头就有清晰定位,分类评价就好办了。”

让学者安静地做学问

近日,一位高校年轻教师倒出一肚子苦水:“我们现在是聘用合同制,3年之内,拿不到重点项目、出不了科研成果、在核心期刊发论文不够数量,学校就可能把你解聘了。能不着急吗?”

在“大师焦虑”“落后恐慌”的现实环境中,当代学者显得有些急功近利。在一些大学和科研单位,老师们忙着搞项目、评职称、挣头衔……高水平的成果不多,低含量的论文不少,既浪费了科研资源,又白白耗费心血,实在是得不偿失。

学者静不下心、沉不住气,自然做不出好学问。但若将急于求成的原因再深挖一层,一些“身不由己”便浮出水面。有时候,学者倒是想慢慢来、对感兴趣的课题做长期深入的研究,但是无奈学校种种考核指标、任务规定摆在那里,不先完成这些“规定动作”,连饭碗都未必保得住,更别说其他了。

学术的积淀、人才的养成,需要学者的钻研,也需要环境的支撑。“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著一字空”,学校应当为学者提供“一张安静的书桌”,让他们有时间“修成正果”。

在武汉大学古籍所读书的时候,我常听宗福邦先生讲起当年编写《故训汇纂》的情景。那个时候条件有限,十多位老师靠着手抄笔录,把古籍中的材料一条一条誊写到卡片上。这一做就是18年、70多万张卡片。18年完成一个项目,清贫和寂寞是常态,但宗福邦先生从未想过放弃,因为学校给予了他巨大的理解、鼓励和支持,也让他成为迄今为止唯一一个没有个人专著的人文社科资深教授。

高校科研要向一流迈进,对学者适当地施加压力本来无可厚非,问题是高校如何当好“监工”。工作生活总需要一些弹性空间,一张一弛,方为文武之道。做学问、搞科研更当如此。如果非要在项目、论文、奖励、职称等方面制定有绝对标准的考核体系,只能让教师身体疲惫、内心焦躁。

重视人才就要善待人才,就要改变短期功利主义的行为,给学者多一点空间、多一点关怀、多一点人情的温暖。相比于“安家费”“启动资金”之类的物质奖励,在学者潜心学术时给予精神上的支撑更为重要。给教师学者营造一个良好的氛围,提供一个坚实的“靠山”,让他们进得来、留得住,这样他们才能平心静气、排除杂念、致力学术、教书育人。与之相应,学者一旦对学校有了归属感,学校的凝聚力、创造力也会随之增强。

大学之大,不在其人众,而在大家云集;院所之名,不在其规模,而在名家辈出。人才的培养,大师的造就,不单是一个指标、一个合同能“逼”出来的,关键要靠学者自身的定力、不懈的努力,也是高校包容的氛围、人性的关怀。

关于韩春雨论文的疑问

【疑问一】6月22日,韩春雨在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报告,声称有20家实验室重复出他的结果。而根据8月11日的澎湃新闻报道,韩春雨透露,目前已有6、7家实验室重复出了他论文的关键一环。为什么随着时间的推移,重复出论文结果的实验室越来越少了?

【疑问二】如果多家实验室根据Ago1.0T版本已经重复了论文的关键,他们应该第一时间通过学术网站抢占先机,而非有违常规地私下告诉你韩春雨,而且,他们一定会第一时间投寄杂志发表,那么支持韩春雨的第三方铁证很快就会出来,这时候再出第二版武功秘籍是不是有搅局之嫌?

【疑问三】在纷沓而至的质疑声中,韩春雨和他的合作者(沈啸)的回应不是用科学事实,而是阴谋论地把质疑声归结于商业利益,暗示他们不愿意立即公开武功秘籍,是将来几百亿美元的巨大市场。作为愿意坐十年冷板凳的科学家,赚钱真的比科学信誉更重要?他对着澎湃新闻说:放心吧,我们家3位教授,我很珍惜名誉。科学家的名誉该用什么来担保?是自家的3位教授?还是用铁一样的科学事实?

【疑问四】韩春雨详解新版实验方法要点,称新旧实验方法无本质区别。怎么感觉是逗大家玩?韩春雨强调这些新的实验方法是在和其它科学家讨论之后得出的,这的确让人好奇:1、论文用了新实验方法吗?2、新实验方法是在论文发表前得出?还是在论文发表后与其它科学家讨论之后得出?这些无私贡献“金点子”的科学家是谁?(应该大力宣传!)3、那些先前重复出论文关键的实验室,肯定不知道新方法,那他们为什么也能重复论文的关键一环?

【疑问五】当记者询问公开更多数据是否有利于重复实验的开展时,韩春雨的回答是否定的:公布也没用,那不等于韩寒公布手稿吗?大家都知道,韩寒公布的手稿是后期应急制作的(并无完整的原始手稿),根据韩春雨的逻辑,难道原论文的数据并不存在?

【疑问六】记者问,如果你公开成功的实验室名单,就能打消“至今没有实验室宣布重复成功”的核心质疑,为什么不这么做?韩春雨:这样就把人家给坑了。我很不解,如果韩春雨的“诺奖级别”是真实,将来你拿诺奖,人家至少混个院士吧,为什么会把人家给坑了?

【疑问七】韩春雨认为,这些研究工作并不是他一个人的责任,所有的科学家都可以做的,“这一个东西提出来之后,其实就是提供给全世界了,让全世界科学家一起去解决这里面的问题。”。这段话真不像独创武功秘籍的世外高手所言,也与“商业秘密”的阴谋论不符,我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韩春雨小组只是提出一个问题或设想,“抛砖引玉”让全世界科学家一起帮他去实现,万一有人做出来呢?

我很怀疑,这戏还能继续演下去?

论文“硬通货”造成论文泛滥

近年来,围绕着论文经济,一个庞大的产业链条应运而生。论文违规出版涉嫌学术欺诈甚至法律问题,绝不能简单地用市场理论任其自由发展。

论文本是科研、学术的精华,一旦它成为学术毕业的必要条件,教师、医生等等职业职称申报的“硬通货”,这就从某种程度上造成了论文“泛滥”,也促成了部分人因疲于应战,转而以造假方式蒙混过关的现状。

假期刊敛财是“论文依赖”的怪胎。诱发发表论文环节的买卖与非法“敛财”,扰乱出版秩序只是乱象之一。还有包括社会诚信、学术浮躁、专业虚浮等诸多弊端。

近些年,屡屡出现优秀的高校教师、医生,因为没有发表论文评不上副教授遭遇“逆淘汰”的情况。事实上,能力是多元的,不能靠论文化一条标准来衡量。

打击假期刊敛财,一方面要求学术期刊相关监管部门加大稽查力度。对于新增的期刊,必须严格把关其运作模式;另一方面,国家应加快人才评价机制的转型。如职业的评价加快职业资质考试、技能认定的范围,促进职业的市场化,破除唯学历论、唯证书论的用人环境;对部分专业在校生的考察也应完成从纸面论文到实际操作能力的转变。只要让唯论文是举的局面得到改观,假期刊敛财也就自然没了市场。


类似现象早已见惯不怪,相信不少人都遇到过利用QQ等工具联系发表论文的掮客。其实,何止是像王某这样冒用合法期刊登收费论文敛财,即使是某些正规期刊本身,也在通过论文牟利。此前,国家级刊物《报告文学》被指收取版面费,据称一般两万字稿件要3万元,杂志社派记者来写要多付5000元。《报告文学》执行主编吴双承认收费,称因杂志亏损而采取了市场化运作,并表示“大家都这么做,就我们倒霉”。由此可见,相关领域问题非常严重,也非常普遍。

除了诚信缺失、法治观念淡薄,论文乱象更是折射出当今社会评价体系存在的问题。我们现行的社会评价体系,过度依赖于那些形式上的东西。很多时候,一个文凭、一篇论文比实际能力更能得到社会的认可。其实,有没有文凭和论文、有什么文凭和论文以及有没有职称、有什么职称,并非衡量一个人能力的惟一标准。不少有文凭有职称有论文的人难逃“高分低能”的桎梏,而很多无文凭无职称无论文的“三无人员”却做出了非凡的成绩。相关的例子举不胜举,在这里就不再赘述了。特别是在当今学术领域也惨遭不良风气侵蚀、学术领域也不复再是圣洁象牙塔的现实状况下,论文、文凭和职称更是被掺进了水分,甚至沦为了攫取地位和利益的敲门砖。有需求就有市场,相关领域问题频发,甚至催生了“一手交钱、一手交论文(文凭)”的龌龊一幕。

之所以有人认为论文、文凭和职称奇货可居,之所以有那么多的人对此趋之若鹜,为了一张纸不惜一掷万金,无非在于其本身所蕴含的高附加值。有了这东西,不仅等于得到了主流评价体系的认可、有了地位,同时还可以带来经济以及其他方面的好处。沾染了铜臭的论文和职称,金钱的含金量飙升,但实际的含金量却难免大打折扣。也难怪有人总结说:这些年来,什么都在涨价,惟有学问和诚信在不断贬值。

论文不能沦为“商品”,否则只能制造一大堆文字垃圾、浪费大量的社会资源,对推动社会进步带不来任何益处。现行的职称评审制度也必须有所改进,不仅要使评定细则、评定标准更加细化、更加严格,还要加强监管,不能任其成为某些人的敛财工具。同时,更要重新构建更科学更合理的社会诚信体系和社会评价体系,重实际、轻形式,破除愈演愈烈的“论文依赖症”和“评审综合症”。只有这样,靠论文敛财之类的现象才不会出现。


其实,花钱发表论文,以发表论文数量为“硬件条件”,为实现顺利毕业、晋升、晋级甚至提拔等作为铺路石,在国内很多地方、很多系统一直以来几乎就是公开的秘密。比如,埋头教学的老师,无论实际教学质量如何高,如何受到家长、学生和学校的肯定,但在职称评定时,发表论文数量就是“硬杠杠”。这就促使甚至逼迫一些类似有实力却没发表过论文的行业骨干,不得不托人或花钱发表论文为晋升或评职称等做开门“钥匙”。

事实上正如媒体披露的那样,国内现有学术期刊5000多种,每年刊发的论文约100万篇,但每年专业技术人员因业务考核、职称评聘、岗位聘用、学位授予等产生的发表论文的需求约为480万篇。“僧多粥少”的学术期刊市场已经形成,巨大的需求造就了“繁荣”的市场。而另一方面由于各种评价机制都把发论文作为重要评价标准,学校老师、学生,一些特定单位的员工都不得不寻找可以发表论文的期刊。由于高水准的不收钱的核心期刊又数量过少,很多人便选择交钱发论文。尽管这一案件中,被告人辩护律师声称,王某系和出版社合作,不构成犯罪。法院最终是否采信无法定论,但就辩护人所指的这种情况,现实不少期刊杂志社确实不排除这种现象的存在。

我们都知道,无论是新闻媒体还是期刊杂志,都属于自收自支的事业单位,在受到严格监管的同时,基本都是实行市场化运作,尤其是核心期刊杂志,因为可读性不强受众狭窄,发行量受到局限,大多处境艰难,为了维持运营和保障人员收入,一些期刊社不得不“另辟蹊径”,既有用“合作共赢”方式以增刊名义发有偿论文,更有以“赞助费”为门槛要求作者掏腰包,其中很多增收方式方法,如果说是利益驱使倒不如说是“形势所逼”,以至于有人甚至断言,在国内任何一家核心期刊发表论文都不可能“空手说白话”,除非你“太著名”。

期刊社与社会共同的需要,造就了花钱发表论文“愿打愿挨”的奇异现象。正想报道中一些作者既不愿意举报,也不愿意出来指证一样,即使明知道自己在“山寨版”期刊上花钱发表了论文,但因为对自己的晋升晋级等“物有所值”,谁还愿意“没事找事”。

显然,要在毕业、晋升、评职称等考核过程中,完全放弃论文是很不现实,真正有价值的论文确实体现出作者的真才实学。但也不能“唯论文是取”,眼下存在的关键问题,是只重视论文数量而忽视论文质量,甚至不管是不是学术论文,无论是否发在真正的核心期刊上,只要是变成“铅字”就可以滥竽充数顺利过关。而另一方面对于核心期刊,还应该保持其应有的权威和严肃性,不能一味的“市场化”,这既是对知识和学术的充分尊重,也是竖立期刊权威和避免花钱发论文的不可或缺。实际上,在国家和各地方“扫黄打非”持续的高压态势下,真正假冒期刊并以发表论文非法敛财的行为,非但风险很大,随时还会“赔了夫人又折兵”,能够有底气收钱给人发表论文,多是与正规期刊社存在某种“合作关系”,这从媒体记者从网上的实际验证中就可以证实,网上“店铺”能够把发表论文“明码标价”,就是因为其手中有“正规刊号”做保证。

花钱发表论文尴尬的背后值得我们多重思考,在一个知识被普遍尊重的时代背景下,做为学术研究载体的核心期刊,是否能走市场化经营的路子,是否可以通过科研经费或其他财政渠道来保障核心期刊的纯洁和不受市场“污染”。同样,在普遍认同“重实绩、轻学历”的务实观念下,论文是否一定要成为各种晋升职称考核的“必选项”,如何科学调整和理顺论文尴尬背后多重复杂的互联关系,让实绩与纯正的学术论文彼此兼顾、相得益彰,使得任何一个具有真才实学的从业人员,不应缺论文被埋没,也不因追求论文多而偏离务实进取。正视和思考解决论文尴尬背后每一根变异的链条,显然比这起案件本身更有意义、也更务实许多。

刘天放:年均发论文70篇,学术“大跃进”何时休?

65岁的陈力丹,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退休教授,不久前因为“论文数量远超常人”而被短暂推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缘起是一篇名为《人大教授十年内平均每年发表中国知网文章70篇》的微信文章。该文称,学术文章如今越来越难以发表,但“学术大神”中国人民大学陈力丹教授被中国知网收录文章1000篇。陈力丹在最近十年保持着每年约70篇的收录量,其中2015年达到了81篇。有网友评论“文科的论文好出”、“本文高级黑”,亦有人对陈力丹在期刊发表论文的频次和质量提出了质疑。(8月10日 澎湃新闻)

像陈力丹这样的“论文牛人”近年来大有人在。某大学研究生一年发表17篇SCI论文,某大学教师一年发20篇EI,得科研奖励10万,黑龙江大学一名教授5年发表279篇论文!前几年闹得沸沸扬扬的井冈山大学两位教师,两年在一个刊物上发表论文至少70篇,最后因造假被开除党籍公职……发这么多论文干嘛?盖因只要发表论文,就是到手的钞票和更高的待遇;巨大利益面前,总有人前赴后继。

目前,高校对大学教师的考核内容,就是依据论文、著作、项目三项,核心期刊论文是重中之重。只要有论文,职称评得上,待遇跟得上,申报项目用得上,连分房子都用得着,论文就是硬道理。貌似公平的论文数量造成了老师靠这个蒙学校,学校靠这个蒙上级,其实谁心里都跟明镜似的。动辄数千数万明码标价的论文市场生意红火,就说明一切。中国这个“论文大国”的泡沫就是这么被吹大的。

早在2008年中国SCI论文就首次突破了10万篇,占世界的9.8%,排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可35%以上是“零引用”,这不能不令人怀疑里面水分太多。多年来,不仅科研造假者的级别越来越高,数量也屡创新高。不出大事还好,出了大事“家丑不外扬”。论文即是当前高校将此作为内部奖励的评价指标,甚至学校与教师形成了利益共同体。而高校科研成绩,并非单靠有多少论文来衡量,否则,为什么高校的大楼和教授越来越多,论文越来越多,却出不了大师,成不了世界名校?

因此,仅关注SCI和SSCI发文量,是不可能建成世界一流大学的。可现实是,论文被视为高校和科研机构的GDP,成为展示政绩的“硬杠杠”。以行政管理学术的体制下,高校只会按照论文“量化”科研成果,不管论文质量如何,只要是SCI就是“好猫”;奖励也是动辄就数千上万一篇地发重奖。如此量化科研,科研“大跃进”造成的抄袭等学术丑闻不断上演,这令斯文扫地、高等教育蒙羞。

凑数的论文,就是一种科研浪费。科研“大跃进”除了制造出无数垃圾论文,还有什么价值?如此论文崇拜,已严重阻碍了我国科研的良性发展,这种状况必须改变。长期以来,论文一直困扰着大学教师。为了职称,大家都在“抄论文”凑足篇数,以便去享受更优厚的待遇。如果再不打破论文崇拜,提高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的目标恐将成为泡影。量化管理不是万能的,论文也不是衡量科研的唯一标准,而是要看其是否真的推动了进步,还要看是否有自主创新。

所以,科研,不是一年发表70篇论文那么简单,而是要“多年磨一剑”,否则,就令人质疑其中的“含金量”。当年,陈景润一伙年轻人在华罗庚的带领下潜心研究“哥德巴赫猜想”,造成陈景润多年没有论文。要是换成现在,他恐怕连个讲师都评不上。就是评上了,按现行的考核标准,陈景润就该下岗了,可他日后的研究成果当今多少论文、项目、著作加一起才能赶上?如此论文“大跃进”必须改变,如此科研评价体系必须改变,否则,就只能永远跟在别人后面追赶,别说建设“双一流”大学了,就是“单一流”都困难。


一篇名为《人大教授十年内平均每年发表中国知网文章70篇》的微信文章,让中国人名大学新闻学院退休教授、新闻学界泰斗陈力丹陷入风口浪尖,不少人对陈力丹教授的论文数量及质量提出质疑。对于质疑,陈力丹阻止了门下博士生的长文辩护,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我的大部分文章算不上论文,那叫‘一般文章’,尽管水平不怎么样,也得有思想。”

by 王宁
@小乐 作家,新疆音乐家协会会员,高校教师,2014年度最美新疆人:知网收录的不一定是论文,可能是随笔啊访问啊时评啊!再说退休了没有职称压力还写是真爱啊!

@超先声 前中国青年报记者:不用质疑,陈力丹是个非常踏实的学者,他在新闻传播界的地位,就像梅西在足球界的地位,菲尔普斯在游泳界的地位一样,这样又快又好的学者,旁人能做到一半就好了。

@上韬兰甜 上韬品牌战略顾问机构总经理:学过传播学的人应该知道,陈力丹老师的文章都比较扎实,干货挺多,虽然有些文章的题目看上去很九十年代,但这本来就是一个戴着笼头的专业啊。

A:
人家已退休发论文不是因为压力大概约稿太多了。想当年本人读硕士时给陈教授主编杂志投稿,教授亲自详细给出修改意见(但写在我原稿中,大半年没有发现)。读博要发表论文时,找出原文,再次和陈教授沟通,后发表。 感动。 陈教授这叫热爱,郑永年好像也是整天发论文。太投入!

B:
给不搞学术的人普及一下基础知识:中国知网的文章不仅收录的有论文,还有各个作者在知名报刊杂志上面的文章。因为像人民日报上面发一篇社论文章是算作核心期刊的,所以一个社科类学者那么多文章不一定只是论文而已,请喷子们不要无脑为黑而黑。

C:
“发表中国知网文章”这个说法就很怪,看了一下,教授就是给各期刊写一下文章杂评吧,知网收录期刊肯定连着这些文章一起收录了,举报人也是闲得无聊。

D:
说光看题目就说是垃圾的人,我觉得光看你们的网名……也不怎么样啊……陈力丹老师在学届的地位不是你们随便可以质疑的,随便一篇关于xxx的讨论,就值得我反复研读好多遍,更别提C刊上严谨的论文了。本科传播学,虽不在人大,也承蒙陈老师著作引路。面对不懂的事物,大家的评论还是谨慎一点为好。

不唯论文?难道科研真的就没有用处?

是一个普通医生平凡的生活片段:

深夜 23:10,一家三甲医院夜班医生的值班室。

「叮铃铃」——护士来电:值班医生吗?49 床伤口疼得睡不着,需要处理。值班医生:好的,马上来!

关上文献,放下鼠标、键盘,值班医生穿着拖鞋向外冲去,看病人,问病情,开医嘱,敲电脑。

小跑回值班房,坐下,将在线词典切换为取词模式。键盘的声音,又响了起来。

每个临床大夫,提到「科研」二字,往往有一肚子的苦水。

不能承受的科研之重

曾几何时,课题和论文几乎是医生评定职称的必备,在临床的工作已经压得喘不过气,还要兼顾申请基金、做实验、写文章。

年初颁布的《关于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因「注重凭能力、实绩和贡献评价人才, 克服唯学历、唯职称、唯论文等倾向」刷爆朋友圈。

分离科研与临床,减少无谓科研,让更多医生专注临床,对提升医疗服务质量大有裨益。

但是不唯论文?难道科研真的就没有用处?

是自愿,而不是负担

常年加班的一线医生,难以享受亲身参与实验解决问题的乐趣。大量的时间投入在临床,即使能挤出时间品读医学科研的前沿文献,却已没有足够的精力与耐心去分析和体会。

临床大夫无暇顾及实验室工作,因此催生了一批实验技术外包公司。但这种临床与实验室的脱节,让科研变得僵化、缺乏思考。曾经青霉素的发现,源自弗莱明对实验的亲身参与及思考。不亲身经历实验的过程,是不是一种损失?

据纽约一家教学医院的医生介绍,医生们一年中可以申请几个月时间去专心搞科研,这一切都是出于自愿,而不是强迫。

这种灵活的选择机制,为真正的科研创造了充分的机会,让医生各取所长,专心、高效地发展自己,也为整个医疗事业做出贡献。

从「好医生」到「伟大医生」

瑞金医院突破「烧伤面积大于 80% 无法治愈」定论;

协和医院宋鸿钊等对绒癌的根治创用大剂量化疗为主的综合治疗,5 年生存率从 10.8% 升至 78.6%;手或全手指缺失再造术的创立;创用全反式维甲酸诱导分化治疗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被公认为我国的八大临床医学成就中,其主导者多是临床医生——在临床中发现实际问题,用大胆而又符合科学理论的方法加以解决,发现新的治疗方法或药物。

科研也是一个「好医生」向「伟大医生」过渡的必经之路。经验的广泛传播与个人学术地位的奠定,都需要科研的助力。

科研是整个医生群体的提升

人口老龄化、二胎政策放宽……崛起的中国需要更多更好的临床医生,满足每一个人的身心健康发展。以论文促临床的模式正在国家的帮助下改变,医疗评价体系正让更多的医生专注于临床工作,与我们的国情相适应。

然而,假如完全不以论文评职称,让医生失去了科研的动力;而有志科研的医生,又失去了「论文」这一量化的标杆。

裘法祖前辈说,医生要三会:会手术,会讲课,会书写。

在反映波斯地区医学发展的电影《神医》中,医学宗师 Ibn Sina 若不是遇到了敢于解剖尸体的学生 Rob Cole,则会终身认为心脏是一个没有瓣膜结构的空腔,并借助自己的医书使这一差错继续误人子弟。

而中国医学史上的《医林改错》亦是如此。

做真正有用的科研,学会记录和分享自己的所得,并在交流中让整个医生群体得到提高——是医学科研的真正价值。

这些价值,不能因为「不以论文评定职称」而忽视。

你喜欢科研吗?

你认为医生都该做科研吗?

你所在的医院,对科研有什么要求?

你认为科研成果应该怎么量化?

……

韩春雨回应论文遭质疑:实验室已重复多次

“我对NgAgo技术有严重的怀疑。”有国外同行如此评说韩春雨公布的实验。

“我们实验室已经重复了很多次。”风口浪尖上的韩春雨如此回应。

“本刊将按照既定流程来调查此事。”发表韩春雨论文的英国《自然·生物技术》8月2日声明。

这是近来广受关注的韩春雨基因编辑技术论文引发争议之后,几个主要当事方的态度。新华社记者就此进行了多方采访,专家认为这一争议还有待实验和时间检验,如古人所说“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

争议是什么

中国河北科技大学的韩春雨及其团队5月份在全球知名学术刊物《自然》的子刊《自然·生物技术》上报告说,发明了一种新的基因编辑技术NgAgo-gDNA。论文一发表便引起全球生物学界巨大关注,因为基因编辑是当前的热门领域,主流技术是被广泛认为有望获得诺贝尔奖的美国CRISPR-Cas9技术。而根据论文,NgAgo-gDNA技术与CRISPR-Cas9技术相比在一些方面具有优势。

不少研究者纷纷跟进这项技术,随后不时传出各种消息,有的说重复不了该实验,有的说能重复但效率低,但迄今还没有任何正式发表的科学文献表达支持或反对的观点。近来,对韩春雨论文的质疑逐渐升温。

质疑高峰出现在近几天,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研究人员加埃唐·布尔焦在网上公开发文表示,他不能重复韩春雨论文中描述的实验,并且在与许多同行的讨论中得知他们也无法重复该实验,因此“我对NgAgo技术有严重的怀疑”。他呼吁《自然·生物技术》要求韩春雨公布更多原始数据和实验细节。随后,国际上一些科研人员如西班牙国立生物技术中心的路易斯·蒙托柳等人表示支持布尔焦的质疑。

相关方态度

对于相关质疑,韩春雨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自己的论文是真实的,“我们实验室已经重复了很多次”。他强调,自己忙于科研,对于外面的种种说法,不愿意多费精力来做回应。

新华社记者联系了《自然·生物技术》编辑部,该刊发言人声明说:“《自然·生物技术》对于人们提出的任何关于论文的疑虑都会认真对待,并加以慎重考虑。已有若干研究者联系本刊,表示无法重复这项研究。本刊将按照既定流程来调查此事。”

由于此前有报道说,韩春雨论文曾先投给美国《科学》杂志,被拒稿后才转投《自然·生物技术》。新华社记者还联系了《科学》杂志出版方美国科学促进会。科促会公共项目负责人金杰·平霍斯特说,《科学》杂志不会证实或否认某篇论文曾被拒绝刊发,也通常不会评论其他通过同行评审机制刊发论文的期刊,但“刊发论文的主要目的之一确实是让研究结果可重复”。

北京大学生物学家饶毅担任主编的科学类新媒体《知识分子》曾在韩春雨论文刚发表时予以重点介绍,引发了国内媒体的报道热潮。饶毅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韩春雨的工作,与其他初次发表的工作一样,需要其他实验室能够重复,需要时间检验,需要多方面比较,需要知道能够有多少发展,才知道是否过硬,有多大意义。”

饶毅强调,实验科学的最后结论不取决于雄辩,而在于事实。他举了自己曾遭遇的一次争议为例子:1999年,饶毅发表论文阐述Slit蛋白质的功能;2001年,哈佛医学院等机构研究人员发表论文,否定饶毅的结论;饶毅于是做了更多实验,在2003年发表新论文,证明了自己的结论正确。在这次事件中,最终起决定因素的是进一步的实验。

怎么看科学

这次论文事件引发巨大关注,与多种因素有关。一方面,基因编辑是当前热门领域,具有很大的科学价值和商业价值;另一方面,韩春雨没有出国留学经历,在河北科技大学工作,凭借上述论文,一鸣惊人;而如今遭受国际同行的质疑,也引发人们担心,剧情会否反转。从论文发表至今,媒体对韩春雨紧追不舍,那应该怎样客观看待相关报道呢?

与此次争议无关的美国乔治城大学神经科学系教授吴建永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表示,可以理解“媒体需要热点,大众需要追星”这类行为,但科研事件往往要在多年后才能做出最终结论,因为许多科研成果的影响因素复杂,需要时间才能辨别真伪。而现在处于未决阶段,一些媒体的报道容易引起有各种倾向性的猜测。

吴建永为此写了题为《木桌子效应》的科普文章,回顾历史上著名科学家费米当年用中子引发核裂变,别人却不能重复的故事。费米后来发现原因是他用木桌子,木材中的氢原子有减慢中子的作用,而其他人用大理石桌面,所以不能重复。费米由此进一步总结出慢中子理论,发明了核反应堆。吴建永说:“未知因素影响实验结果,造成实验不能重复,是科研中的普遍现象,应该学会以平常心看待新闻中处于萌芽状态的新发现。”

当然,科学界也有实验确有问题而最后真相大白的例子。比如轰动一时的日本小保方晴子案例,她2014年1月在《自然》上发表关于一种“万能细胞”的论文,在同行无法重复并提出质疑后,她自己无法在有监督的条件下重复实验。最终她供职的日本理化学研究所在当年12月宣布否定其论文结果。

费米和小保方晴子的两个案例说明,在一个新实验暂时不能被他人重复时,各种可能都有。在韩春雨论文的争议中,各方虽然观点不一,但都强调要以实验结果为立论基础。因此,最后的结论也要看更多的实验,而这需要时间。

论文没分量,发表在哪都是垃圾

做学问你们追求的是什么呢?你们为的是什么呢?我很同情现在做教授的那些老师们,这样不行那样又不行,写中文又说不算,什么学报有规定,大的学报有奖金,小的学报没有奖金,这么多约束怎么写得出好文章来。

——张五常

你的文章只要有分量,写完之后,在地上挖个洞,埋到三尺之下都会被人再挖掘出来。你的文章没有分量,在哪里发表都是垃圾!

——张五常

最近读了张五常教授的一篇文章《张五常:文章没分量,发表在哪都是垃圾》,是他在宁波诺丁汉大学演讲的录音稿。读后很有感触,我个人认为这是对时下学术界的浮躁之风的当头棒喝。在此借用他的话作为题目。

张五常教授在演讲中谈到她对写文章、对治学的态度:

做学问是为了兴趣,追求的是真理,希望的是传世。

写文章为的是传世,而不是发表。没分量的文章发表在哪都是垃圾。

但时下很多大学、研究所的教授与研究员们为了发表论文而写论文,为了研究而做研究的多矣;当然,这还是好的,还有很多不会做研究的研究员,写一些读者来信似的文章,在学术圈里混的也不错,这就让人看到很不爽了。

不过庆幸的是,还有很多坚持与恪守治学原则的学者。这两天搬办公室,搬到了冯兆东教授的办公室下面,想想冯老师的严谨地治学态度,能与冯老师做邻居,非常荣幸,但也给自己增加了莫大的心理压力。

说起治学与写文章,在此想起一例:比如写SCI文章,在时下大体有三种做法:

第一种是冯老师的原创式写作,坚持自己写作修改(当然这需要很高的英文写作与学术水平)。

第二种是写中文,然后交给翻译公司全文翻译,这样速度快,也高产(但有一个问题:这文章还是你的吗?)。

第三种是不管先写中文再自己翻译,还是自己直接用英文写作,然后交给一些润色公司进行英文润色(这对于母语非英语的也可以理解)。

第一种、第三种都可以接受,但第二种很让人不敢苟同,但时下有很多这样做的,尤其在SCI评价的激励下。尤其现在,反正科研经费花不出去,给翻译公司一些在当前科研规定下也是允许的。现在已经形成一个不小的产业链。

很多时候,真搞不明白这些大人是怎么想的。其实他们很多人英文水平跟我差不多,借助翻译工具可以读一些英文论文,跟老外交流也大体可以听懂一些,但是不会说,写不好,为什么还要逼着自己去写英文论文呢?难道就图晋个职称和那些科研奖励吗?最后写了也就扔哪里去了,不会再有谁去看,也不会流传?那科学研究成了什么?科学家们与学者们都不坚持真理,这社会还有谁在什么呢?

所以张五常教授做学问的态度,很值得我们仔细想一想:做学问是为了兴趣,追求的是真理,希望的是传世。写文章为的是传世,而不是发表。没分量的论文发表在哪都是垃圾。

当然,时下不愿意写文章的也有不少。我们研究室就有一位老师,就觉得写那些论文写出来没意思,一没有理论价值,二没有实用价值,写出来不痛不痒的,无非多了一篇垃圾论文,那还干嘛写呢?!所以至今职称都没评上去,但能坚持到现在,也确实不容易呢?

记得我大学的时候我们学校教育学院也有这么一位刘姓老师,研究方向是文化心理学、文本-话语分析,我曾经修过他的《人文社会科学的理论基础》课,还旁听过他的许多课,受他影响颇深。他是我们学校私人藏书最多的两人之一,另一个是国内知名辞书研究专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刘老师懂七八国语言,可以直接读外文书,英文、法文、拉丁文都可以,但就是不喜欢写文章,如果他写的话早就是国内知名专家学者了,很多同学把他的讲课内容录下来整理一下就可以发论文的。但他觉得积累不够,他认为一个人读书读到五十岁,然后五十岁以后才可以写点东西。但可惜,在我大学毕业后的不久听说他查出糖尿病,接近晚期了,视力已经严重下降,曾经的梦想已经很难实现,如今在学生们的支持下,他的很多课程已经做成视频和音频课程,发布到网上了。这位老师就是鲁东大学的刘兆永教授。这也是让他的学术思想得以流传下来的比较可行的形式了。在此,祝刘老师早日康复!

其实,现在坚守治学原则的人一点也不少,只是被很多人当做奇葩对待了,张五常教授就被很多人称为经济学界的“老顽童”。但恰恰是他们,在坚持着学术的原则、推动着学术的进步!